朱熹:維繫中華文明從未中斷的關鍵人物(上)

編者按:今年10月23日為朱熹888年誕辰,本文作者朱清是朱熹第26代裔孫,已退休,現擔任福建省閩學研究會顧問,曾經擔任福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本文較長,故分為上、下二篇刊載)

文/朱清  圖片攝影:曾旺鑫

中國發展史告訴人們,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各種學說相容並蓄的華夏傳統文化,在其漫長的演進中鑄就了中華民族及其偉大精神。

大型歌舞情景劇〈朱子禮樂儒風雅韻〉

“儒家思想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五千年中華文明歷經磨難而不衰”,此為世人共識。從這兩句話的聯繫中,可看到一位維繫中華文明古往今來、從未中斷的關鍵人物,即南宋思想家朱熹。朱熹是孔子之後“新儒學”的傑出代表和理學集大成者,世尊朱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給將朱子理學下了一個定義,稱之為“後孔子主義”。

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既從自己的角度詮釋世界,也給人們提供思想空間。福建是朱子故里和理學的集成地。近數年來,海內外各界人士來閩“走朱子之路”,沿著朱子的人生軌跡,探究理學的實質和脈絡,以激發對思想道德建設的當代思考。

我以自己的感知,談四個問題。

五夫興賢書院,朱熹曾在此講學

儒學的創立與磨難

朱子是繼承孔子的。他曾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孔子名丘,字仲尼。此話意思是,若無孔子指出一條通往真理的道路,人類社會將長久地陷於黑暗的愚昧之中。所以講朱子,必須先說說孔子和儒學。

孔子是春秋戰國時期也稱東周時期的儒學創立者。在他生前,已有“儒”字,與“柔”字相通,含教化之意。上古社會稱傳授詩書禮樂的人為儒者,後以孔子為宗師形成儒家學派,孔子被後人尊為“至聖先師”。此見,儒學與教育、教師淵源很深。“儒”字由“人”和“需”這兩字合成,又見,創立儒學本是崇實,本為解人之需。

朱熹手書

孔子于西元前生于魯國一戶沒落的奴隸主家庭。由於家境頹廢,使他貼近社會底層,能夠體察百姓疾苦。他曾經從政,一度官至代理宰相。他以道德和禮教濟世安邦,照顧民生,卻觸犯了貴族的利益,終被當權者棄之不用,還險些喪命。可孔子志向不移,辦私學、立學說、周遊列國,孜孜不倦地宣揚自己的政見。他尤為重視教育,以期通過培養人才來實現“天下大同”。他奮鬥一生,為中華文明留下豐厚遺產,最寶貴的是他率弟子編訂的五部儒家典籍,一是《詩經》,彙集了東周前的民間詩歌300餘首;二是《尚書》,記載堯舜以來歷代明君的言論和事蹟;三是《春秋》,記錄諸侯國重要事件的中國首部編年體史書;四是《禮記》,闡述國家典章制度及個人行為準則;五是《易經》,描述陰陽交替現象以揭示自然萬物生長規律。這些典籍在西漢時期合稱《五經》。

思想史上,宗師的學說多因其學生高徒的出類拔萃得以傳承。傳說孔子有弟子三千,大賢者七十二,其中不少人成為東周各國的高官。孔子去世後,他同弟子的對話由其弟子們整理成書,取名《論語》。該書體現孔子在政治、倫理及教育等方面的主張,有後人評價“半部《論語》治天下”。此後,又有了記載孔子後傳弟子孟軻語錄的《孟子》一書,也是儒學的經典。遺憾的是,《五經》中沒有《論語》和《孟子》。後來,朱子集注《四書》時把《論語》《孟子》選入,擺在《五經》之上。

《五經》內容巨集富,算是原始儒學,參透著孔子的思想,最閃光的是其關於政治和教育的主張。政治上,孔子反對暴政苛政,提倡用道德、秩序與制度來治理國家,核心是“仁”,宣揚“天下為公”“以民為本”和“為政以德”。孔子亦重視法治,呼籲“克己復禮”,“禮”就是規範人們言行的一種約束。但他強調“以德為先”。孔子還有一個特別對偉大之處,就是他認為“仁政”的基礎在教育。他宣揚“有教無類”和“學而優則仕”。“教無類”可作兩種解釋,一指人人皆有受教育的權利,這體現了普世的人文思想;二指教育應當覆蓋全民,這樣才能使國家安定有序。這是一種治國的思維,故中國有“教育立國”的傳統。“學優則仕”亦有兩說,一說要舉薦學問好的人為官,才能國強民樂;若是官吏不學無術,就會國家衰敗、殃及民眾;另一說,讀書人要有好品行,要勇擔社會道義,為國為民效力。上述主張,彰顯了儒家的“民本”理念和“濟世”精神。

福建省建陽縣黃坑的朱熹墓園

然而,儒學的發展並不順暢。孔子著《春秋》,時逢戰國紛亂,思想領域“百家爭鳴”,儒學亦僅一家之說,而且並不吃香,受待見的是善通權變的“縱橫家”。秦始皇武力統一中國,鄙視“仁說”,導致“焚書坑儒”。結果秦朝短命,維持不滿15年就垮了台,世人由此醒悟到儒學的價值。漢朝立國66年後,漢武帝採納儒生董仲舒之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走進古代中國政治舞臺中央,順應了當時社會求安定求發展的需要。漢武帝掌權54年,開啟了中國統一後的第一個盛世。漢代江山存續426年,時間之長為封建社會歷代之最。儒學治國亦為後世的國家治理和民族融合提供了經驗。通觀中國王朝史,執政時間最長的是清朝的康熙和乾隆,分別為61年和60年,史稱“康乾盛世”,這也恰是“新儒學”即朱子理學即發展的最高峰期,此現象很值得尋味。

西漢末開始,儒學出現了危機,乃至陷入絕境。一方面,《五經》龐雜,流傳千餘年仍未形成理論體系。孔子之後“儒分八派”,最活躍的是孟子和荀子兩派,孟子主“仁說”,提出“與人為善”和“民為貴”“得民心者得天下”等,影響極大,後人大多認其為儒學正傳,故與孔子思想合稱“孔孟之道”;而荀子側重“禮”,推崇“刑法”,闡論德治偏弱,未成主流。孔子之後,不同時期的儒學,一直爭論不休。西漢太學裡專設的五經博士,各憑己見作批註,致使經學支離,很令人費解,此時的儒學已難前進。另一方面,東漢以來西方佛教進入中國,“唐僧取經”家喻戶曉。圍繞“四諦”構建的“來世說”,風靡中原。一說“苦諦”,指人人有痛苦,與生俱來,不可回避;二說“集諦”,指人生痛苦的原因要從自身尋找;三說“滅諦”,指痛苦能夠解脫,人死後可去到極樂世界;四說“道諦”,指欲達理想境界,必須內省修行,修行不好的就到不了極樂世界。“來世說”強調因果報應,邏輯性強,傳入中國後混合了本土習俗及鬼神觀念,給亂世中的思想迷茫者提供了精神依附。同時期,中國本土的原始道教也為抗衡佛教而迅速發展。佛道二教、主要是佛教的傳播,動搖了儒學的官方地位和社會基礎。北宋末,中原社會嚴重內憂外患,在多重侵害面前,儒學無法回答社會問題,也無力應對佛教挑戰,呈奄奄一息狀。從這段儒學史看,理論的不完備必妨礙其與時俱進,也就難以聚合人心和保持活力;理論上的混亂,還會使民眾精神分裂,國之魂散而無所依歸。

所慶倖的是,朱子理學的構建,挽救儒學於命懸一絲。此亦中華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