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維繫中華文明從未中斷的關鍵人物(下)

編者按:今年10月23日為朱熹888年誕辰,本文作者朱清是朱熹第26代裔孫,已退休,現擔任福建省閩學研究會顧問,曾經擔任福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本文較長,故分為上、下二篇刊載)

文/朱清  圖片攝影:曾旺鑫

朱子的生平與其高尚人格

一個人的生平反映其生活的時代背景,只有瞭解其生平才能看清該人物的思想發端和歷史作用。

朱子生活在距今800多年前。其父朱松是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北宋末取進士,因赴任福建政和縣尉,舉家入閩。朱子于南宋初1130年10月誕生在閩中南劍州的尤溪縣,1200年4月在閩北建州的建陽縣逝世,享年七十一。其成長、治學、從政、從教及著書立說等大多時光在福建度過,其間居閩北崇安(今武夷山市)近50年。

陳列朱子墨寶的武夷學院朱子研究中心

北宋末,統治階層爭權奪利,社會劇烈動盪,東北金國乘機入侵中原。官僚腐敗致民心盡失、國力衰弱,數十萬宋軍擋不住六萬金兵。1127年(靖康二年),宋都開封淪陷,金兵擄走欽宗皇帝和太上皇徽宗,史稱“靖康之難”,北宋亡。趙構繼帝位稱高宗,退至江南,史稱南宋。但金兵繼續南侵,到處哀鴻遍野。

朱子在換亂不安的環境中度過童年。他呱呱落地之時,父親賦詩曰“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疏。有子添丁助征戌,肯令辛苦更儒冠?”意思說,在此亂世之秋,武力勝過道義,這孩兒的前途,除了出征助戰,恐無他路。古語說“亂世出英雄”,但對百姓而言,亂世帶來的只是災難。幼年朱子隨父母輾轉逃亡,便嘗亂世之苦,致他日後構建理學尤其重視治亂。

1139年,高宗以稱臣、納貢和割讓半壁江山換取“議和”,定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可朝廷苟且偏安,不圖臥薪嚐膽,把江南當“溫柔鄉”,沉湎於縱欲寡歡。儒者朱松焚心疾首,訓誨兒子研讀經書,尋思救國,不做亡國奴。少年朱子身懷官僚腐敗、民族矛盾和國家分裂的切膚之痛,立志學孔孟,為國謀中興。

朱子14歲那年父親病故,他遵父遺命奉母遷居崇安五夫(今五夫鎮),拜父親舊交、因反“議和”辭官返鄉的抗金名將劉子羽為義父,並師從當地名儒劉子翬、劉勉之和胡憲,後又師從理學隱士李侗。這段經歷對他一生的為學、立業和報國產生重大影響。他19歲取進士後走上仕途,先後出任同安主簿、南康知軍、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漳州知州、潭州(今長沙)知州兼荊湖南路安撫使;65歲任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入朝帝師。

為官任上,朱子仁政愛民,且秉公進諫、義無反顧,品格高尚。他上奏狀100多份,或獻策救亡,或彈劾貪官。侍講期間,他怒懟朝廷的亂作為,面斥皇帝治政昏庸、不思進取,勸其正心修身、整肅朝綱,卻因諫獲罪被革去官職,並受到隨之而來的“慶元黨禁”政治迫害。對此,他進行了拼死抗爭,臨終前仍抱病修訂《楚辭集注》,從身處險惡的處境中憂慮著世道的安危,以頌揚屈原在心底發出護國濟民的最後呐喊。

形同日月同昭的是,朱子畢生治學從教,放射出思想的光芒。他登科進士後,就在五夫收徒開講,直至終老建陽考亭,為官期間也沒中止辦學;無論任職何地,都把振興教育作為要務。朱子辦學授徒同構建理學互推並進,其巨著《四書集注》影響了南宋以來八百多年的中國乃至世界。

南溪書院正廳中的朱熹像
  • 理學構建與新儒學

至北宋,儒學已岌岌可危。此際,一批有使命感的儒家追隨者為匡扶社稷,展開了更新儒學的探索,最終形成了朱子理學。朱子理學成就了“新儒學”,從而使儒學起死回生。

“理學”的構建,屬於哲學範疇,旨在“揭示儒學義理”。“義理”這個詞最早被儒家引用時,出自《易經》。“義”指八卦及六十四卦各卦名的含義,“理”是對各卦含義及其相互關係的注釋。宋儒使用“理學”之名,意在揭示儒學本質,以糾正雜亂無章和變味的曲解。換言之,理學就是“揭示和發展儒學原理的學說”。宋代以來,探索儒學“義理”者稱為“理學家”。北宋已有其開創性學派,包括以周敦頤為代表的濂學,以程顥、程頤為代表的洛學,以張載為代表的關學;至南宋,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融匯了各派精華,通過集注《四書》形成理學體系。該體系主承“二程”洛學,又稱“程朱理學”。

理學對儒學,既繼承又更新,突出之處在於三個要義,一是“規律”,二是“準則”,三是“治亂”。連起來說,它以揭示自然萬物生長的規律為依據,訂立人們行為準則,用之於化解社會矛盾,使國家安寧、天下太平。它在宇宙觀層面,闡發“天人合一”“理一分殊”等原理,更從解決問題入手,提出“三綱五常”、“存理克欲”等行為準則。這些原理和準則,對處理人與自然關係、個人與社會關係、執政者與民眾關係,乃至國與國的關係都至關重要。

在此,應當特別一說“三綱五常”。“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此是理學闡發的首要準則,起于董仲舒,完備于朱子。董仲舒將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義禮智”等倫理觀,延伸和區分為“三綱”與“五常”。孟子曾有概括為“五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長幼有序”從兄弟關係推廣而來。朱子進而把“三綱五常”合併連稱,亦推崇“五倫”之說,將其立為道德規範,並提到“天理”的高度。朱子認為,君臣、父子、夫妻及兄弟姐妹之間要各居其位、各得其所、各負其責,各有各的樣子,朋友之間以信義為重;仁義禮智信應成為所有人的遵循,方可“平天下”。

朱子宣導“三綱五常”,也是對政治鬥爭的經驗總結,其時主要針對朝廷。進入封建社會後,君王更替頻繁,其導火索大多緣自朝中的倫理失范,如宦官篡位、後妃干政、外戚弄權、太子逼宮以及為搶奪皇位而弑父殺兄,等等。漢末曹操挾天子令天下,國分為三而作亂至魏晉南北朝;唐代李世民“玄武門兵變”,殘殺太子及諸王子,以至滿門抄斬;時下,外戚韓侂胄把控朝廷之霸道橫行。倫理亂象傾軋政權,威脅國家治理。此類事件輪番上演,國無寧日,戰亂連連。當時講“三綱五常”,著重強調整肅朝綱;而整肅朝綱,關鍵在皇帝。所以,朱子把“正君心”作為頭等大事。

朱子是以辯證態度來詮釋“三綱五常”。在強調“綱”的權威性之外,還有兩層意思,一說“綱”還具有表率性。指君王、父輩、丈夫、長者應對社會和家庭履行道義上的主要責任,並非只是從屬者的單向服從;二說“五常”是“三綱”的前提。“仁”為核心,指仁慈,排首位,提倡包容和博愛;義指正義,扶正壓邪,都應挺身而出;禮指禮貌,用相應的禮儀接人待物;智指理智,要是非分明,用“善”的標準指導行為;信指誠信,遵守承諾,說到做到。“五常”的作用在於調整和規範“三綱”,即是說,倘若君王、父輩、丈夫、長者之行為不符合“五常”的話,亦即不道德。正如《論語》所說“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各種社會關係都應遵行“五常”或“五倫”。因維護公道而抗君命的是“替天行道”,“大義滅親”受到褒揚。由此,“三綱五常”為一體,不能分割。講“三綱”時,只講服從,或不講“五常”,都是對理學的偏見。

當然,“三綱五常”在維護國家秩序和穩定的同時,負面影響也不小。統治者用它強化專制,社會上的“男尊女卑”劣習得以加持,等等,這反映了理學的歷史局限性。根本原因出自封建宗法制度,只能隨社會民主的發展而清除。今日人們不能因其存在糟粕而一概否定“三綱五常”,尤其“五常”始終是中華民族的正能量。

尤溪朱子文化園區內展示的朱子自畫像

理學的感召及深遠影響

《四書集注》對義理的闡釋,極具感召之力。朱子理學以“新儒學”的面貌,登上政治舞臺。

理學的感召,大致有四點:

一是闡發了儒學精髓。主要從《五經》的《禮記》中選出《大學》《中庸》兩篇,加上《論語》《孟子》,合稱《四書》。朱子認為《四書》集中了儒家思想,他編撰《四書集注》,重新解釋儒學義理,並作了序定。首先讀《大學》,把握“三綱領”(即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和“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統攬人的德行,乃“定規模”;二讀《論語》,領會孔子對“仁”的教誨,以通達儒家本性,乃“立根本”;三讀《孟子》,增進“民本”和“仁義”的自覺,提升精神人格,發出浩然正氣,乃“觀發越”;最後讀《中庸》,掌握中和思想,擇善持節,使人性複歸天理,乃“求精微”。其中《大學》的“三綱領”最重要,指一個心智成熟的人,應把自身“性善”的品德發揚出來,還要推及到民眾中去,使人們普遍獲得思想和行為的不斷自新,並將這些光明的德行不斷完善和推向極致。這是一種境界,闡明儒家做人的基本態度及其入世擔當的理想追求。“八條目”的前五條講涵養自身,指踐行理想追求的基本條件和功夫途徑;後三條講服務社會,指實現“天下大同”的方向使命和目標結果,其它論說都是“三綱領”的發揮。這就把儒學的“義理”發掘出來,並使之系統成型。立于道德高處的理學,其感召力量就遠超了佛教的“來世之說”。

二是體現了“海納百川”。朱子注《四書》,既守儒學正統,又融百家之說,非常注意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如闡釋“理一分殊”和“天人合一”,分別採納了佛教的“月印萬川”之說和道教的“太極”與“陰陽五行”之說,引入對宇宙觀和人生觀的思考,豐富了儒學,也易為大眾接受。其中對“月印萬川”的借寓很是生動,此句出自佛教禪宗,說天上的月亮只有一顆,而它印照在各地的江湖上卻可見到千萬處的月影。各處的月影,雖形態不同,但都是同一顆月亮的折射。朱子用月亮的影射現象比喻“理”是自然萬物生長的總規律,它反映在各類事物的發展過程與具體法則中;辦好任何天下事既要從自身所處的環境與實際出發,也要遵循事物發展的總規律,二者均不可違背。有人稱理學是“儒釋道合流”。無論怎麼說,理學開思想“大包容”之先河,對中國數百年來官方哲學同宗教觀念保持總體和諧起到了糅合作用。

三是回應了社會關切。南宋初,動亂與屈辱交織,民心渴望振興舊邦、抗侵雪恥和重整倫理、政治清明。朱子為之疾呼“存天理、滅人欲”。此處“天理”即“五常”,“人欲”即貪婪,此“人欲”非指人們生活中包括飲食男女的正常需要。這裡的“滅”指克制和遏制。朱子對該“人欲”有專門解釋,他說:“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意思是,人心如水,性本善;情如同水在平順地流動,這是在善的範疇;倘若水在流動中掀起波瀾,就會導致破堤決口。人的“情”一旦形成“波瀾”,就會越軌成“欲”,容易出問題,由此帶來災難。朱子說的“人欲”,當時主要是指權貴階層的逐利忘義、奢靡過度。所以他每次入朝進講,必勸皇帝正心修身、整肅朝綱,以期遏制官場腐敗。他把克欲推至社會教化,但重點仍是遏制當權者的貪腐,抓住了社會矛盾的癥結。雖說“存理克欲”不可能在封建制度下真正落實,但對官僚們逾越“仁政”底線則有戒懼作用,使其壓榨百姓受到約束,這也符合民眾利益。

四是濃烈了家國情懷。經歷秦以後中國千餘年的合分聚散,理學家著眼于家和國的利益攸關,其維護國家一統的意識比之春秋戰國時期的先儒們更有質的提升。北宋至南宋,國亡家毀世道不堪,嶽飛抗侵受景仰,秦儈賣國遭唾駡,反映了民心向背。朱子著《家訓》,內容囊括理學體系,實則是為社會全員而作,並非專對朱氏族人,其開篇就講國家大義,首句“君之所貴者,仁也”,指出明君要仁政愛民;第二句“臣之所貴者,忠也”,指出好官要忠君愛國。朱子履履上朝呼籲“正君心”,明知會惹火燒身,但為了護國救亡,亦凜然趨之,冒死不惜。元明清到如今,理學闡發的國家意識和反分裂意志,進一步鍛造了全民對捍衛中國統一的執著,其打下的深刻思想烙印,轉化成千年的血脈傳承。

紫陽樓為少年朱熹居住與讀書處

朱子在晚年還寫了著名的《玉山講義》。1194年他從京城辭官返鄉途徑江西玉山,應邀在當地講學,講稿即《玉山講義》。這份講義中,他把大半生研習理學的體會概括為六點。一是“性即理”。說人的本性乃天然存在,與客觀規律的理即“仁”或“善”相通,此是“天人合一”的本意。二是“仁包四性”。說仁涵蓋義禮智信等四性,是性本善的核心。綜上兩點,指出人性依附於大自然,自然界給萬物提供生存發展的條件,這是善。人也是大自然的產物,行“仁義禮智信”之善乃天經地義。三是“仁體義用”。說仁存於心,為本體,是內心的體認;義禮智信形於外,要把仁付諸於實踐。四是“性一氣殊”。說人性本善,但每個人的氣稟不同;氣稟指環境薰陶和行為養成,氣稟不同反映出人的行善差異及人心善惡的區別。所以,有人修成聖人,有人為不肖之徒。五是“存理克欲”。說把人性的善發揚出來,遏制貪婪和過度自私,以符合仁的要求。六是“尊德性、道問學”。說做人行善,要將道德修行與豐富學識相統一,使讀書與實踐相輔相成。以上六點可稱理學的濃縮版和入門的鑰匙。

朱子去世後,其理學思想被歷代朝廷奉為儒學正統,成為封建社會的核心價值觀。除了諡號封爵、配祀孔廟之外,宋仁宗於1212年詔《四書集注》列入國學;宋理宗於1227年詔理學“有補於治道”“曆萬世而無弊”;元仁宗於1313年詔《四書》為科舉取士標準和《四書集注》為解釋《四書》之依據,該規定沿襲至清末科舉廢止。清康熙於1712年詔編撰《朱子全書》並親自作序,稱朱子“集大成而續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應該說,“續絕學”的評價是客觀的,若無理學接續,儒學已戛然而止。

有當代學者提出“沒有孔子就沒有朱子,沒有朱子也沒有孔子”,我以為,此觀點符合辯證法和唯物論。若無孔子創立儒學,不會有此後朱子的“新儒學”;而無朱子傳承發展了儒學,今日人們也無從知曉孔子,或弄不清孔子究竟說些什麼。

人們更應思考的是,如果古代中國走向佛教立國而非“新儒學”治國,今日的中國一統和中華民族何在?若非理學的滋養,今日中華民族精神和所謂“國學”又將根植何處?對擘畫了中華文明史上那場生死轉折的朱子和理學家們是否應當給以崇高的禮敬?我們應當尊重歷史,感念理學構建的以“仁”為核心、融治國和修身於一體的實用哲學,為中華民族植入了優秀的文化基因。當代哲學家馮友蘭評價朱子“是一位第一流的哲學家”,他說,幾世紀來,朱子始終是“中國思想界的主要人物”,其在“中國哲學體系的領袖地位”雖曾遭到各種挑戰,但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也沒有其他任何學派能夠取代。著名學者錢穆則斷言:“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瞻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可與倫比。”

我認為,從《四書集注》問世到清末帝國落幕,朱子理學堅實地維繫著華夏各民族的融合及其文化趨同,這是中華文明不中斷的重要因素。弄清理學與儒學、朱子與孔子及其彼此間的關係,對於務實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極為重要。

南宋之後,朱子理學在歷史轉圜中興衰流變,其思想精華對近千年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發揮著積極作用。朱子是古代人物,其思想必然帶有封建意識形態的痕跡,應當加以辨別和剔除;但重要的是學習和弘揚他和先賢們創造的中華文明。

現今,歷史已進入新時代。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他在2014年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召開的一次全體會議上誦讀了朱子當年在漳州知州任上為當地白雲岩書院題寫的門聯:“地位清高,日月每從肩上過;門庭開豁,江山常在掌中看。”這幅門聯說的是,讀書人要兩袖清風,胸懷天下,時刻不忘國家興亡和社稷民生。習近平總書記要求中共各級黨員幹部謹記此聯此意,要心胸開闊、志存高遠,為國為民敢於擔當。我以為,賦予朱子理學以新時代內涵,仍是今日人們振興中華、奉獻人類的精神指引和一面明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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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旺鑫
之前在中國時報擔任 Journalist,就讀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印刷攝影系,來自臺東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