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漫天來  血染鹿窟成煉獄

228事件後最大政治刑案

白色恐怖漫天來  血染鹿窟成煉獄

文‧攝影:吉台生

1952年12月29日凌晨,國民政府軍警包圍鹿窟山區,逮捕被疑為中共支持的武裝基地成員與村民,整個行動至次年3月止。 其間因案波及於2月26日至瑞芳圍捕,3月26日又至石碇玉桂嶺抓人,前後近4個月牽連200多人,經判決死刑者已知35人,有期徒刑者百人,是1950年代台灣最重大政治案件,史稱「鹿窟事件」。

鹿窟村散布在石碇與汐止、南港交界海拔600多公尺的山巔,天氣好時可遠眺台北、基隆,對外交通不便。當年屬台北縣石碇鄉,政府派軍掃蕩後改稱光明村至今,昔日囚禁、刑求村民的「鹿窟菜廟」,也改建為光明寺。
63年前鹿窟約有200戶人家,山上耕地少,以種植包種茶或蕃薯為主,絕大多數村民是礦工。物質生活雖然貧乏,但在戰後村民還算活得自在,彷彿世外桃源。
大清洗前一天1952那年,舉行台北縣改制後的第2屆縣議員選舉,傍晚投完票,萬餘名軍警即悄悄掩上山,風聲鶴唳中,鹿窟對外大小道路全被掌控。
29日一早,摸黑出門的農夫、礦工個個莫名在路上被捕,接著更多無辜村民被送往權充指揮所的「菜廟」。

這些村民分別被關在菜廟的廂房,一間擠了5、60人,只能勉強蹲坐。當時是冬天,山上夜晚很冷,充當刑場的正殿還不時傳來哀嚎,讓人精神崩潰,有人被釋放後,回家便上吊自殺,一些受難者後來在不同場合受訪時,回憶這段日子仍心有餘悸。

由於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人被捉,這樣的「菜廟日子」過了20來天,屈打成招的村民們才分批被送到台北市區監禁等候軍法審判,有人被判死槍決,有人被送新店軍人監獄或綠島,還有一些也不知有罪沒罪被帶到當時指揮掃蕩鹿窟的保密局軍官谷正文家中服勞役。
鹿窟山區112人被逮,後來擴大搜捕包括現石碇鄉的鹿窟村、中民村到瑞芳鎮一帶,以及汐止市東山里,茄苳里和白雲里都遭波及,像瑞芳便有父子5人一起被捕。
「鹿窟事件」逮捕行動,從1952年12月29日圍山,到翌年3月26日的玉桂嶺逮人,近4個月內共逮捕165人。
但隨著部分人「逃亡」或「自新」牽扯出更多涉案者,全案被捕超過200人,並逐漸波及全台,「鹿窟事件」被史學家視為「228」以來,白色恐怖時期最大的政治事件。
悲劇慘案      歷史背景錯綜複雜

此事件在當年是禁忌,民間口耳相傳便有許多附會。例如,有說:「鹿窟掛的都是中共五星旗,有村民在山下看見別人掛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好奇探問,消息傳到國民黨特務耳中並循線調查,才釀生大規模掃蕩」。
類似傳言包括「鹿窟菜廟前每天升降五星旗」,一樣不可信。部份受難者後來承認,當年在鹿窟確實看過五星旗,但是用畫的,而且谷正文指揮大軍掃蕩搜出紅旗後,還譏笑「連星星有幾個角都畫錯了」。
綜合安全局等官方資料,1949年6月在中國本土的國共內戰已到決勝關鍵,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受命伺機內應,書記蔡孝乾主持會議,選定鹿窟為「北區武裝基地」,計畫成立「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9月指派陳本江等人上山勘察。 陳等透過關係和鹿窟村民建立交情,並陸續上山「建立基地」;據傳,號稱「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1950年初也進了鹿窟。稍後蔡孝乾被捕自新,中共在台工作中斷,官方資料並指控呂赫若同年7月潛赴香港,和中共方面代表接觸,接受工作指令後返台。

此前,1949年12月,國府在中國本土戰敗撤至台灣,隔年3月蔣介石復行視事,中共「解放台灣」行動仍甚積極。但到了6月,韓戰爆發,美國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中共攻台行動受阻,國府便大力在台「清共」,共黨份子和左翼人士紛紛走避,一些人躲進了鹿窟。

已故的中研院研究員張炎憲,曾接受前台北縣府委託,主持「鹿窟事件」調查研究。他在1998年提出的報告中指出,關於「鹿窟武裝基地」成立性質,除了前述「中共組織」說法,也有認為應追溯到日治時期,聲稱「台灣左傾知識份子在戰後延續蔣渭水文化協會傳統繼續革命,沒被抓到的乃在上、下港結合,躲到鹿窟」。
張炎憲指出,另有說法認為,躲進鹿窟的未必是共黨份子或左翼人士,應該是「228事件」的逃難者。當然也有可能是共黨份子怕鹿窟村民檢舉,假稱是上山逃難,一些鹿窟村民相信,鹿窟事件基本上是228的延續。
就這三種說法來看,被認為1950年初躲進鹿窟的呂赫若,雖有可能是官方認定的共黨份子,但也有可能只是行動派的左傾知識份子,或只是「228」乃至白色恐怖初期的避難者。